新加坡总部经济的成功之路
有鉴于此，在冰雪消融、春回大地之际，本报正式启动了以“解放思想，走向世界，寻找差距，科学发展”为主题的大型跨国、跨地区采访。由一批精兵强将组成特别报道组，分赴新加坡、韩国和我国香港等中国当年要超越的亚洲四小龙，以及越南、印度、俄罗斯等国家进行实地深入探访，希望能为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提供最鲜活的素材和经验。
本报报道组聚焦的对象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已经完成产业升级换代并且基本解决了诸多社会问题的四小龙，二是正在进行这个过程的发展中国家。无论哪一种类型，相信对广东甚至全国的发展都有莫大的借鉴意义。
新加坡篇(上)
当工资低廉的竞争者进场时，我们的重点就是要引进高附加值的投资。
转型之路并不平坦。而新加坡转型路上最大的一个成功经验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
本报特派记者邱敏、王希怡
“我们一直在检讨自己，新加坡是一个小国，我们只能不断求新求变，一面搞一面学。”这句充满了危机感的话是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俊祥面对本报记者的开场白。从新加坡标志性建筑莱佛士广场28楼的会议室望出去，新加坡CBD建筑直插云霄。新加坡，这个面积704平方公里相当于广州中心城区，人口450万相当于广州一半的弹丸之地，云集着约7000家跨国公司和10万个中小型企业。在这些企业中，有超过4000家在新加坡建立了企业总部。这是一连串显赫的名字：葛兰素史克、埃克森美孚化工、日立、摩托罗拉、通用电子、惠普……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被称为新加坡经济的建筑师，从1960年成立至今的48年里，新加坡实现了十年一次的产业升级：从最初的蚊香、假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到制药、造船、化工等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到目前的晶圆、水务等知识密集型产业；从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到制造业、服务业并举，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商务中心，新加坡创造着奇迹。
今天，在珠三角面临着第一轮产业转移的关键时期，本报记者前往新加坡采访各界人士，考察新加坡的曾经走过及正在前进的道路。
1985年的重大决策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工业而言，新加坡仍然还只是跨国公司总部经济链条中的生产加工基地，产品在海外设计，只是借用新加坡工厂的生产线来生产。当时的新加坡有点类似目前的珠三角，制造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而制造业的繁荣几乎完全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增长。
“在邓小平宣布中国的经济改革方针后的那几年，新加坡争取外资的行动变得压力大增——有哪个跨国公司抗抵得了提供产品或服务给中国这个亚洲甚至可能是全球最大市场的诱惑。”这是新加坡经发局对上世纪80年代初的回忆。在这样的情况下，产业转移成为自然并且现实的选择。新加坡的思路很明确：“当工资低廉的竞争者进场时，我们的重点就是要引进高附加值的投资”。新加坡展开了政府所称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运动，朝着研发、工程设计以及电脑软件服务等一系列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迈进。
“1985年，那是新加坡经济发展历程中最大的一个关口。”陈俊祥告诉记者，“当时，政府采取了一项高薪政策，也就是给工人加薪水，希望通过这个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政策加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脱离，同时吸引高技术含量的产业。”但是工资的膨胀适逢世界经济滑坡，于是新加坡出现了第一次经济衰退。“我们意识到应该先把技术提上去，再来增加工资”。
面对这个局面，新加坡在引入弹性工资体系，恢复竞争力的同时，作出一个重大的决策：将新加坡作为一个全面的商业中心推向国际市场，新加坡经发局开始积极地吸引金融、教育、生活、医药、IT和软件等领域的国际性服务公司。
与香港完全转移制造业不同。为避免出现产业空洞化，新加坡走了一条继续重视制造业发展的道路，使制造业的产值比重维持在25%的水平。但要加快制造业的行业重组，将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转移到成本较低的亚洲邻国，而新加坡则集中发展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成功转型总部经济三大经验
全球化网络中准确的定位
转型之路并不平坦。而新加坡转型路上最大的一个成功经验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
在经发局流传着一个故事：新加坡头号“推销员”，经发局驻美国首席代表曾振木与通用汽车会谈时，通用汽车很希望在比较大的亚洲市场生产汽车与零件，像是中国、印度与印尼。在谈到新加坡时，通用汽车的主管问他，如果要支持他们在亚洲的生产投资，新加坡可以扮演什么角色？曾振木当时回答，新加坡可以担任通用汽车的管理中心，成为跨国公司分区管理中的一个总部。通用汽车接纳了他的建议。
成功引进通用汽车的背后就是新加坡把自身的发展同亚洲发展密切地关联，以世界的眼光来谋篇布局，从而在联结东西方的世界产业体系中准确定位。陈俊祥告诉记者：“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就好比是一个网，而新加坡这个枢纽可以成为东南亚经济的中心，随着中国经济和印度经济的起飞，有机会延伸为世界与这两个巨大经济体的桥梁。”
经济发展局制定的策略是，一开始鼓励跨国公司在新加坡从事生产以外的工作，推广制造方面的服务如采购与测试，接着再吸引独立的服务项目，如物流管理等。1986年，新加坡趁势推出了总部计划。截至2006年，重量级企业总部已增至415家，到2010年，经发局的目标是吸引500个重量级企业在新加坡建立企业总部。
前瞻世界新兴产业
新加坡的经验之二就是不断瞄准世界新兴产业，通过引入新兴产业和本地培育，使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
在新加坡，李显龙除了当总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职位——新加坡研究、创新及创业理事会主席。“要将新加坡转变为知识密集型经济的国家，我们必须增强实力，加强现有技术能力，并积极探寻有前途的新领域。”李显龙的这句话可以成为新加坡能够每十年实现成功产业升级的一个注解。
对每个有前途的新兴产业，新加坡政府总是不遗余力。目前，他们的最新目标是清洁能源，为此，新加坡政府拿出了3.5亿新元(2.28亿美元)的资金，要将新加坡发展成清洁能源枢纽。陈俊祥告诉我们：“清洁能源公司可以在这里孕育、发展和创造解决方案——不仅为新加坡，还要出口到全世界。”
谢汉良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他目前的身份是清华同方新加坡公司的负责人。清华同方是中国第一家在新加坡设立研发中心的高科技企业。除了传统的数字城市项目，同方在新加坡的项目都是新加坡政府鼓励的清洁能源产业。其中一个是大型臭氧发生器，这个污水处理设备是用来在水池中杀病毒的。谢汉良乐观地告诉记者：“产品研发成功后预计将有3亿美元的国际市场。”而研发过程中，新加坡政府为他们提供了13%的设备和50%的人员工资支出，除了安排新加坡7个水厂中的1个供他们试点测试外，甚至还帮助他们寻找客户。但谢汉良更看中的是，“新加坡的国际化使一些国际认证机构在此设立办事处，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里的办事处在30天到60天的时间内就取得国际认证。但国内的公司向类似认证机构申请的时候，机构一看是中国公司就让先等上3年。”
谢汉良说：“新加坡将是同方走向国际的平台，我们将在这里实现人才、产品和资本的国际化。2007年同方新加坡公司的营业额是1000万新元，今年估计将翻3~4倍。”
精英政府的人才战略
“新加坡什么资源都没有，除了人。”在新加坡，这句话在政商两界都能不断地听到。人才战略被视为新加坡成功的核心。
“很多人都说，新加坡是高薪养廉，其实不然，新加坡政府实行官员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用来养廉的，而是为了吸引人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合作项目协调人杨沐博士告诉记者，“高薪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真正开始实行的。在这以前，新加坡政府就解决了廉政问题。”
据了解，新加坡推行精英政治。新加坡政府希望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担任高级领导人，包括医生、律师、会计、大学教授、企业家、银行家等有能力、并且诚实和品德优秀的杰出人物。如果发现合适的人选，政府会劝他们弃职从政。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放弃200万、300万，甚至500万新元的年薪。
而在产业体系上，为了满足高科技产业所需的特定劳动力，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与日本、德国以及法国政府共同建立了技术机构，使培训过的新加坡人能够胜任电子以及工程领域的专门工作。
记者手记
学习新加坡的危机感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一年有1000个考察团在新加坡学习。从裕廊工业园到城市规划建设，从政府执行力到廉政反贪，几乎无所不及。当前，最热门的一项学习成果就是ERP系统，也就是电子收费系统，国内一些大城市纷纷提出的征收城市拥堵费的思路就是由此而来。新加坡的电子收费系统非常严密，在中心城区的各个出入口设了专门的电子收费，在繁忙时间进入城市中心就自动加收3.5新元。
除了这些具体的东西，记者觉得目前广东、上海等中国发达地区最需要向新加坡学习的是危机感。新加坡人总是把“新加坡是一个小国”，“我们必须不断努力”挂在嘴上，从政府到商界，再到普通民众，危机感似乎笼罩在每一个新加坡人的头上。新加坡的危机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资源缺乏的新加坡连水都是从马来西亚进口的。
正是这种危机感，让新加坡一穷二白起家，从最初创业的进口替代企业，到果断抓住全球产业转移的第一次浪潮，发展出口导向的企业。正是这种危机感，让新加坡的精英们不断跟着世界经济发展潮流把新加坡介绍给一个个国际经济的巨人。正是这种危机感，让新加坡在面对新的竞争者，逐渐失去原有优势的同时，不断转变打造新的竞争优势。
广州日报
